“人鸟争食”困境凸显湿地保护理念短板

迁徙中的候鸟因无法在湿地保护区中获得足够食物而选择“偷食”商业鱼塘,专家认为湿地管理应有为候鸟服务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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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在黑龙江的一个自然保护区放飞获救的东方白鹳。图片来源:Alamy

10月底以来,护鸟志愿者王敬国(化名)一直在为停歇在天津的东方白鹳义务巡护。

东方白鹳,又被称为“鸟类中的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年,它们都会从繁殖地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一带向南迁徙,并在11月中旬左右到达天津的湿地,进行短暂的停歇、进食,以便储备体力进行之后的长途飞行。

然而今年的情况有所不同,今年的东方白鹳来得早、数量多,比王敬国等志愿者预计的提前了大半个月到达,截至11月5日,已有一千三百余只东方白鹳聚集在七里海、北大港、曹妃甸这三大湿地保护区外——这个数量是全球统计总数的一半以上。

长途赶路的它们在歇脚之际,选择“偷食”保护区周边的商业鱼塘中的鱼,因此遭到鱼塘老板的鞭炮驱赶,在今年成为引发广泛关注的“人鸟冲突”事件

王敬国指出,目前迁徙到天津的部分东方白鹳在迁徙路上没有吃饱,身体状况非常差。如果到了天津还是不断被驱赶,它们可能不能存储足够的脂肪以支持接下来的迁徙。 “不及时救助的话就要饿死了”,他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

在天津宁河区,人类与候鸟之间的矛盾在近年来有所激化。如何规划生态保护区,将人与鸟的关系由矛盾转为共生,这不仅是摆在天津政府和志愿者面前的问题,也是中国其他生态保护区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失职”的生态保护区

事实上,这不是天津第一次爆发“人鸟争食”的矛盾。作为长期关注东方白鹳的志愿巡护者,王敬国称这两三年来,常有迁徙而来的东方白鹳在保护区外的商业鱼塘遭鞭炮驱赶。“出现这样的情况,几乎是可以预料的。因为三大湿地保护区对东方白鹳来说,目前都几乎都失去了保护功能。”

除了食物问题,东方白鹳还面临着被毒杀、被盗猎的风险。 2012年天津发生过盗猎者为了捕捉野鸭等鸟类食用,刻意投撒农药毒死包括22只东方白鹳在内的百余只候鸟的大型盗猎事件,据王敬国称,年年都有东方白鹳被毒杀,盗猎的威胁时刻存在。

王敬国告诉中外对话,往年东方白鹳到达后,可以在保护区内解决食物问题,很少在保护区外“偷吃”。

这其中有较复杂的原因。据王介绍,以前湿地保护区会将内部的鱼塘承包给外部的个人做商业用途。但是保护区又规定不允许鱼塘主放炮轰赶候鸟,也不允许在出鱼降水后投放“清塘”用的化学药品伤及鸟类。因此,保护区内存在鸟类的食物来源。然而近两三年来,这三大湿地保护区采取了“退养还湿”的措施,将渔业等商业活动一律赶出湿地,并采取封闭式的管理,导致湿地内的鱼塘无人维护、鱼苗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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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东方白鹳南迁途中在河北曹妃甸湿地觅食。图片来源:Alamy

除了食物短缺的问题之外,湿地的水位也并不适合东方白鹳栖息。王敬国告诉中外对话,东方白鹳属于大型涉禽,不会游泳,必须站着啄食,对它们而言,方便觅食的水深在10至20厘米。但因为部分湿地需要承担蓄水功能,长年水位较高,且并没有在候鸟迁徙季进行水位的调整,这导致东方白鹳到达后无法在湿地内停留。

“千百年来,这三大湿地都是东方白鹳等迁徙水鸟的重要驿站,是东方白鹳迁徙路线上不可替代的咽喉地带,如果这里出问题,东方白鹳飞不过去了,可能这个物种就走向灭绝。”王敬国在某次为东方白鹳的筹款直播中说

保护区为何没能起到应有的承载旗舰物种的作用?有人认为是管理层面出了问题。

在天津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林业局负责人、湿地管理处负责人和志愿者团队10月28日召开的座谈会上,相关人士指出,湿地退化的问题是因为资金不到位而无法处理,而且行政事业单位不能利用国家资源经营获利,他们不能在湿地内搞渔业。

现在天津的保护区,只说要保护‘生物多样性’。但具体到这个地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对象就应该是东方白鹳。

王敬国认为,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管理者的意识。他提出,管理者应该让湿地养鱼的目的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前养鱼是为了获利,现在即便不作商业用途,仍应该为了承载东方白鹳这样的水鸟而继续养鱼,但保护区现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天津的保护区,只说要保护‘生物多样性’。但具体到这个地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对象就应该是东方白鹳。”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周海翔也认为这与管理者的意识有关。他告诉中外对话,如果目的是为了保护候鸟,那么到了迁徙季,湿地的水位就应该控制到适合候鸟的位置。但现在来看,建设湿地的目的不是为了候鸟,而是为了蓄水或者做景观旅游——对于这二者来说,水位越高越好。“我们要缓解人和鸟的矛盾是具备条件的。关键在于执行层面上,管理者的想法是不是保护。”他说。

青岛海研会理事长王松林则指出,管理者应该厘清保护区的核心功能。如果核心就是想保护该地区的生态特征,那么理论上任何经营活动都不应该有。但如果主要保护对象就是迁徙水鸟,就应该围绕迁徙水鸟的需求做一些管理活动,包括渔业资源的增殖放流、定期控制水位。

为鸟类设“食堂”

与面临“人鸟矛盾”的天津相比,香港的米埔湿地、北京延庆区的野鸭湖湿地和吉林省珲春市的敬信湿地或许可以成为参考案例——它们都采用了新的管理理念,尝试“人鸟和谐”的生态开发。

香港的米埔湿地或许是中国最早的湿地和水鸟保护典范之一。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官方资料,米埔湿地是全球濒危鸟种黑嘴鸥、黑脸琵鹭等候鸟的重要栖息地之一,当地多年的农耕和渔业活动吸引了大批候鸟每年前来觅食。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地渔民纷纷废弃传统养殖鱼虾的基围,WWF香港分会在看到该趋势后以社会集资的方式收购并接管基围,并根据鸟类的偏好对部分基围进行了改造,每隔10-15年进行疏浚和挖掘,以保证基围里的鱼虾数量。此外,工作人员还会根据鸟况、潮汛等情况,在不同季节动态调整各基围的水位,为候鸟提供最适宜的栖息地。王松林向中外对话表示,天津的湿地也可以学习这一经验,由专业的鸟类专家、湿地专家来制定保护方案,让政府允许保护区内的水塘做特许经营,让环保组织(NGO)和养殖户来联合经营。“我认为当地的NGO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有常年观察鸟类的知识和经验,又擅长做保护方案的落实,同时还可以争取到公益机构的资金,是对政府管理工作的一个良好补充。”

你知道吗?


东方白鹳没有发声器官,常以喙上下敲击发出声响。

北京延庆区的野鸭湖湿地则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最近在做的生态保护试点,他们与野鸭湖保护区周边的一个农村合作社签订了合同,由他们提供种子、生产工具,雇佣当地农民在野鸭湖公园的原临时停车场上播种粮食,给迁徙而来的鸟类提供食源地,雇佣的经费由政府支持。这看似违反了“减少干预”的保护原则,实际上并非如此。项目负责人张棽告诉中外对话,自从野鸭湖湿地被圈为保护区后,原来在保护区内的农民就被“赶”了出去,这导致大部分迁徙而来的灰鹤转向保护区外的农田觅食。而现在,他们在保护区内专为候鸟开辟了一片“食堂”,反而更利于保护鸟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保护地友好”项目组也从2013年开始在吉林省珲春市的敬信湿地推广种植有机大米的尝试,在“喂鸟”的同时帮助农民增收。

“华北平原有着千年的农业历史,候鸟也有了跟人类伴生的习惯,就应该按照现在的条件和物种的需求来进行相应的管理,而不是一刀切把人类赶出去。”张棽说,“归根到底,保护区是服务于野生动物的,在合适的地方,农田生态系统也有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生态补偿:需要政府、企业的参与

建立“人鸟和谐”的生态保护区必然是天津的长远目标,但近期来看,给候鸟提供食物、给渔民经济补偿才是燃眉之急。

然而,政策制定需要时间,截至11月19日,政府方面还未出台生态补偿的相关方案。在10月28日的座谈会中,部分官员提到了生态补偿的难点,他们认为针对候鸟和鱼塘的生态补偿损失评估难度较大。来“偷”鱼吃的不仅只有东方白鹳,还有其他非重点保护物种,生态补偿是否涵盖这些损失,是个执行中需要验证的问题。

在政策还未出台的前提下,王敬国所在的志愿者团队只能通过公益捐款平台面向社会公众筹款。他们用筹到的捐款来购买鱼苗,并放入周边某个封闭式管理的鱼塘,成功招引东方白鹳到该鱼塘进食,让它们暂时离开其他鱼塘。但后续需要的费用仍无法预估,此前受到经济损失的鱼塘商户也没有收到补偿。

天津电力公司提出可以给一些东方白鹳停歇多并且不被轰赶的生态鱼塘减免一部分电费——这也是王敬国团队和电力公司沟通的结果

归根到底,保护区是服务于野生动物的,在合适的地方,农田生态系统也有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保尔森基金会顾问唐瑞也认为:生态补偿的资金不仅可以来自政府,也可以来自企业。 他对中外对话说,“我认为如果想要达到生物多样性目标,政府可以出台政策要求企业分析其生态足迹并抵偿其生态破坏。”

在江西省,鼓励渔民和湖泊承包人参与候鸟保护的生态效益补偿机制已经出现。据报道,鄱阳湖区南矶国家级湿地公园采以“鸟越多、奖越多”为原则,根据各个子湖泊候鸟的数量和保护等级,奖励湖泊承包人,激励渔民参与候鸟保护;当地财政为保护区安排专项资金租赁子湖泊,当其他湖泊出鱼后,由保护区管理的租赁湖泊就开始发挥候鸟庇护所的作用;当地政府还根据重要候鸟的栖息分布,与当地社区渔民通过“管湖协议”进行子湖泊控水和休渔,要求承包人在候鸟迁徙期给鸟类留下食物。

此外,江西还在2018年按照每亩湿地一次性补贴1000元的标准,在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都昌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分别实施退耕还湿1000亩地,希望通过让原开垦耕地恢复湿地原貌,有效扩大湿地面积和改善湿地生态功能。

不过,张棽向中外对话强调,在做“退渔还湿”这类生态补偿的过程中,要注意其合理性。他指出,人类确实占用了大量的生态空间,但在退耕退渔时,政府也要评估如何“退”是有利于生态的,“比如我们发现北京的部分平原地区在做退耕、退渔还林的项目,但事实上,这些地区本来是适合水鸟的栖息地,做成林地后反而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干晓静也同意上诉说法,她告诉中外对话,许多候鸟栖息地的消失是不可逆的,而农田和鱼塘正起到了一个补给作用。“中国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一个拥有潮上带、潮间带和潮下带的、适合候鸟生存的自然湿地了。那么对于鸟类来说,它们只能飞到农田、鱼塘去栖息,也必须依靠依赖人类作物才能生存。”她说,“如果再把这些农田、鱼塘做成森林公园,对于鸟类来说是很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