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监控能否替代渔业观察员?

观察员监督捕捞行为的覆盖面本就有限,新冠带来的封锁更让随船监督成为真空,电子监控能否改变一切?

Fishing Activities in the English Channel

图片来源:Christian Åslund / Greenpeace

新西兰的一艘渔船上,一台360度全景摄像头俯瞰着甲板上的一切。

渔民收钓时,意外发现一只黑风鹱(音同“沪”)被困在其中。这是一种只在新西兰繁殖的珍稀海鸟,全世界仅有约5500只成年个体,它通体羽毛乌黑,有着淡黄色带弯钩的嘴巴。没有人注意到它是何时俯冲到水里被困住的,这艘渔船拖着长达十几公里的延绳钓渔具,它的一根主线上缠着密密麻麻的支线,上面布满了致命的鱼钩。

新西兰政府和保护机构正致力于减少渔船对这些海鸟的兼捕。渔民希望这一幕能躲过渔船上观察员的眼睛,他赶紧将鸟取下来,准备偷偷地扔到海里去。

但这被摄像头记录并传回了岸上。监管机构希望借助电子监控了解每年有多少黑风鹱溺死在渔具里被丢弃,而渔船是否采取了措施减少兼捕。

幸运的是,刚才一幕只是演习,这只倒霉的“鸟”只是渔民们带上船的替代品。实际上,他们正在和政府合作,通过这样的演习教会计算机自动识别被兼捕的黑风鹱。

海洋渔业监管缺少“千里眼”

负责开发这套监测系统的公司SnapIt执行总裁克里斯·罗德利(Chris Rodley)告诉中外对话,由于没有过往的视频来训练计算机,这样的演习对机器学习来说是必须的。监测系统还在持续地完善中,现在渔业监管机构仍然要一帧帧查看视频,耗时耗力,但是将来,机器甄别“将会显著缩短人类检查视频的时间。”

除了可以有效应对兼捕,电子监控也弥补了现有监管手段的诸多盲点。已经得到广泛应用的渔船监控系统(VMS)尽管可以让监管机构获知渔船的实时位置和运行状况,却没法监控渔船的渔获。渔船捕捞日志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但很难得到交叉印证。虽然监管机构可以在渔船上岸后检查它们的渔获以确保捕捞日志的真实性,但如果渔船在海上丢弃一些渔获或实施了非法转运则往往无人知晓。

将图像识别和位置报告等技术结合,渔船电子监控能够监督渔船转运、丢弃渔获及非法捕捞等活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监控数据的运用还有更多可能。这让致力于渔业可持续管理的研究者们对电子监控系统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电子监控不会受贿、被威胁、不会生病,也不需要睡觉——这是非常强有力的。

渔业观察员可以说是海洋渔业监管的“千里眼”,他们开展的随船监督能够比较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但是,相比数以万计的海洋渔船,全球仅有大约2500名观察员,而且他们在工作中不仅要忍受孤独,还面临着恐吓、威胁,甚至是死亡。中国台湾媒体《报道者》统计,2010年到2020年已经至少有14名观察员在登船工作中“失踪”或是被害。

在过去一年多新冠疫情的冲击下,渔业组织和政府也纷纷限制观察员上船,比如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在去年半年多的时间里就以防控疫情为由,要求观察员回到本国港口。观察员缺失,让国内和远洋渔业的监管失去了一种重要的手段。

大自然保护协会大型渔业项目主任马克·齐姆林(Mark Zimring)说,“无论是独立使用还是作为人类观察者的补充,电子监控都不会受贿、被威胁、不会生病,也不需要睡觉——这是非常强有力的。”

先吃“螃蟹”的理由

渔船电子监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30年前,加拿大银鳕鱼和珍宝蟹的商业捕捞船上就做了尝试

近年来,一些太平洋岛国在这场推动渔船电子监控应用的行动中走在前面。“这是因为渔业资源是他们社会经济韧性的核心所在”,齐姆林分析。

2018年10月,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宣布要在2023年实现金枪鱼捕捞渔船观察员和电子监控的全覆盖,让产业变得全透明。他还呼吁其他小岛屿国家都加入这一行动中来。该国的水域是著名的金枪鱼场,每年大约有100条不同国家的渔船获得捕捞许可,但目前只有少数使用电子监控。

fisheries observers
全球范围内有数以万计的海洋渔船,但仅有2500多名渔业观察员。图片来源:Pierre Gleizes / Greenpeace

“新冠大流行挡住了人类观察员,这突出表明替代性渔业监测手段的必要性,电子监测就是合适的选择。”该国海洋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尤金·潘吉利南(Eugene Pangelinan)告诉中外对话,要提高电子监控的普及率,提高各国政治意愿极为重要,他说。

但是,哪怕对一些高价值的渔业来说,雇佣观察员登船也是昂贵的负担。在美国,这可能意味着一天要为每名观察员支出700美元,电子监控则更为经济。

2019年,美国缅因州北部湾捕捞扇贝的渔民和研究者合作,开展了一项电子监控应用实验。当地的扇贝资源曾经因为过量捕捞而遭到毁灭性打击,但随着水温升高和资源养护措施的开展,扇贝又重新回到那里。管理者、研究者以及渔民都知道,他们迫切需要更好的数据来对渔业捕捞进行管理,确保过去的悲剧不会重演。对于渔民来说,他们支持这项实验还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缅因州海岸渔业协会渔业项目主任玛丽·哈德森(Mary Hudson)参与了这项实验,她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说,缅因州的扇贝捕捞如今并没有要求配备观察员,但渔民们知道这是迟早的事,“与其坐等, 不如先用摄像头来尝试,等那一天来临,船上就不需要多一个’人类观察员’。”

挑战不仅在技术,更在制度

不过,电子监控大规模应用一直进展缓慢。

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大量的捕捞活动仍难以被有效监管。2016年的一项研究就认为,全球每年可能有多达1/3的渔获未被报告。

齐姆林告诉中外对话,全球只有大约2000艘渔船装载了电子监控。大自然保护协会正致力于推动所有大型渔船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应用这一技术,这类渔船大约有10万艘,有的甚至长达130米以上,能够处理超过2000吨以上渔获。

A krill fishing vessel off the South Orkney Islands in Antarctica
南极南奥克尼群岛附近的磷虾船。图片来源:© Andrew McConnell / Greenpeace

“(推广电子监控)其中的挑战更多是政治原因而非技术原因”,齐姆林评价道。他告诉中外对话,相关利益方都有考量,对渔船来说,电子监控涉及船员的隐私和信息安全等问题,而一些渔船国则缺少推动它的政治意愿。

在全球海域,中国渔船数量之多无人能及。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中国大大小小的海洋捕捞机动渔船超过14万艘,其中在册的远洋渔船2701艘。尽管其监管水平和透明度不断提高,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专家举例说,监管部门很多时候无法印证渔民上报的捕捞日志是否真实可信,“他们报多少就只能统计多少。”

根据她的观察,中国只有一些远洋渔船和极少数近海渔船在尝试使用电子监控。但随着摄像头在市场的普及,大量的渔船近年来都自发安装了摄像头,不过这仅仅是船长和渔船公司用来加强渔船的管理和保障船员安全,大多数时候,数据并不存储,也不交予政府用于监管。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国研究者说,电子监控所依赖的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待提高,比如在不同天气条件下如何提高分析的精准度。但是他强调,更大的挑战不在技术,而在于要制定新的制度来划定各方的权限,比如电子监控抓取的信息由谁来认定,争议结果如何处理。“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

但不论挑战有多大,似乎并没有更好的选择。齐姆林强调,考虑到目前随船监管的现状,“我们不是在观察员和电子监控中择其一,而是在没有监控和电子监控之间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