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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亿》播客:必须将野生动植物走私视作一项严重的有组织犯罪

可持续亚洲系列播客节目《30亿》的第四集,共同探讨香港如何在保护濒危海洋物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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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野生动植物走私视作一项严重的有组织犯罪

如今为什么还能在香港海鲜干货市场买到受保护物种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的花胶?对濒危海洋物种贸易实施国际管控在全球都是一种挑战。通常,从一集装箱混杂了其他非保护物种的渔获中分辨出濒危鲨鱼的鱼翅难度很大。在香港,针对走私濒危灭绝野生生物的刑期设置并不合理。公海捕捞不受国家的司法管辖,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监管无法可依,过度捕捞根本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那么,面对日益严峻的物种灭绝威胁,我们该如何保护这些海洋濒危物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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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sts

  • 古素芬, ADM Capital基金会
  • 吴郁琪, (曾就职于)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 伊冯·萨多维, 香港大学
  • 邰敏琳, 绿色和平
  • 加里·斯托克斯, 海洋亚洲
  • 佘国豪, Bloom Association

播客文稿

龙美诗:大家好,我是龙美诗,欢迎收听由太古集团慈善信托基金赞助、可持续亚洲与中外对话联合制作的4集系列播客节目——《30亿》。

古素芬香港真的很重要。比如,香港采取的措施,以及我们如何进行监管、如何落实法律法规、以及法庭如何进行裁决都很重要。但是,我认为香港特区政府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比如,非法持有和贩运某些物种在许多国家都会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但是到了香港量刑就轻多了,这又是怎么回事?

龙美诗: 欢迎收听《30亿》系列播客的最后一集。在上几集中,我们揭示了那么多海产品在中国和亚洲地区倍受欢迎的原因,也探讨了之前针对消费者开展的一些宣传活动和签署的各类国际公约。现在,我们要聊一聊我们应该做出哪些改变。在这一集中,我们又迎来了几位往期嘉宾,比如来自ADM Capital基金会的古素芬。此外,我们也欢迎吴郁琪,以及关注中国“海鲜四宝”之一的绿色和平项目专员邰敏琳与我们共同进行讨论。

吴郁琪: 大家好,我是吴郁琪,我曾经在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工作了20年,这是一家野生动物保护组织。

龙美诗: 我想先跟吴郁琪聊一聊。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是一个对野生动植物贸易进行监督的网络,作为该组织的一名前成员,郁琪对走私分子借道亚洲边境非法贩运的各种路径和伎俩可以说是一清二楚。

吴郁琪:首先,我们需要把走私看作一种“贸易”行为。所以,走私分子必须拥有一个组织良好、便捷的商贸运输与物流系统,无论他们采用的是航空货运、海运、包裹还是人力运输。虽然不少走私者会利用自己的交通工具,比如飞机或船只,但显然发达的商业运输服务对他们来说更方便。

龙美诗:大量的濒危海洋物种都偷偷混杂在来自良好信誉货运公司的大型集装箱里。就像刚才古素芬说的,我们也没法指责这些航运公司,因为目前的集装箱标签规则太不明确了。

古素芬:所以,现在抵达香港的集装箱载货单写得都很模糊。比如说,载货单上可以写“海鲜干货”,而不一定要说里面装了鱼翅。这就很麻烦了。我的意思是说,比如一家航空公司禁止乘客携带鱼翅,但是乘客说携带的只是“海鲜干货”,你也没法分清这干货到底是不是鱼翅。总之,就是很麻烦。

龙美诗:所以,“忽悠”商业航运公司很容易。即便对集装箱进行取样并且发现了鱼翅,又会怎样呢?其实,并不是所有鲨鱼制品都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保护名录。问题就在于,海关也无法分辨一个满载鱼翅的集装箱中到底哪一个鱼翅才是来自濒危鲨鱼品种的。因为只有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禁止的鱼翅产品才会被以“非法海上贸易”的罪名起诉。香港大学的伊冯·萨多维和吴郁琪正在寻找解决方案。

伊冯·萨多维:以鱼翅为例,除非是鲨鱼领域的专家,否则很难分辨鱼翅来自哪种鲨鱼。所以,在香港设立可以进行DNA分析的实验室,也就是分子实验室,或者找到精通物种分类的分类学专家,让他们承担协调作用肯定会非常有帮助。目前,我们已经在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建立了类似的机构。如今,这个机构正在逐步发展起来,并已经与香港的农业与渔业部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帮助他们进行动物物种、动物器官的鉴定。

吴郁琪:我们与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法医实验室合作,帮助我们进行法医DNA检测。每当海关发现了可疑的鱼翅制品,就会将样品送往法医实验室进行检测。这些证据和检测结果将为后期的司法调查提供支持。

龙美诗: 但古素芬提的另一点很好,大规模开展这种检测是不是真的现实?

古素芬:当海关查获一个装满鱼翅的集装箱,可能其中一袋里面就会有上万个鱼翅。那么到底需要查明其中藏有多少违规鱼翅,才能没收这一集装箱货物并对货主进行起诉。而且,有时候即便鱼翅来自《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名录中的保护物种,但是由于个头过小,可能也无法全部通过肉眼识别,所以就必须得进行DNA检测。所以说,假如你查获的是一整集装箱小鱼翅的话,不做DNA检验是无法确定其品类的。据我所知,海关在进行DNA检测之前必须有理由怀疑这些鱼翅来自《公约》禁运物种,因为他们需要查封这些货物,但是海关通常并不愿意这么做。所以,针对鲨鱼尤其是鱼翅制品采取《公约》监管措施常常会面临很多现实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此类货物很少被查获的原因。

龙美诗: 而在某些情况下,即便贩运货品被查实为《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禁运品种,还会出现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绿色和平的邰敏琳。

邰敏琳: 大家好,我是邰敏琳。

龙美诗: 邰敏琳曾在墨西哥求学,她很高兴能够回到这里,首次参与绿色和平的海洋环保行动,记录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非法捕捞行为。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属于黄鱼的一种,通常拥有很大的鱼鳔。鱼鳔其实就是我们曾在第一集里提到过的“海鲜四宝”之一的花胶,而这也是盗猎者热衷的目标之一。

邰敏琳: 人们把鱼鳔切下来,经过晾晒变成一种黄色的海鲜干货。中国传统认为,喝花胶做的汤对身体好。所以非常受欢迎,尤其是在香港、以及华南地区。

龙美诗: 以前,中国都会捕捞一种叫做“黄唇鱼”的本土鱼来做花胶。由于这道菜太受欢迎了,黄唇鱼甚至因此得名“金钱鱼”。

邰敏琳: 不过,由于过度消费和过度捕捞,如今中国的黄唇鱼已经灭绝了。

龙美诗: 当黄唇鱼变为濒危物种后,花胶行业很快又找到了另外一个“受害者”。

邰敏琳: 他们一般会这么跟顾客说:“我们现在有一种花胶,跟你之前买的‘金钱鱼’花胶几乎一模一样。”

龙美诗: 如今,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的命运已经与黄唇鱼差不多了。不幸的是,盗捕频发的墨西哥水域同时也是高度濒危的小头鼠海豚的栖息地。盗捕导致不少小头鼠海豚触网死亡。根据最新发现,目前全球仅剩10只小头鼠海豚。而在中国,恐怕没人知道花胶买卖竟然会产生这样灾难性的后果。

邰敏琳: 2015年,我们进行了第一次调查。当时,基本上没人知道花胶其实是产自一种濒危物种。因为这东西太常见了,每个香港人都买花胶煲汤,他们根本不知道花胶原来是产自濒临灭绝的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

龙美诗: 2015年,邰敏琳和她的同事们进行了一次实验。他们来到上环,佘国豪和我在第一集中曾经讲到过这个地方。令人震惊的是,大约十分之一的零售店里都摆着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而且简直是天价。

邰敏琳: 一块400到600克的中等大小花胶,售价大约要10万港币。

龙美诗: 但是,当调查小组与当地有关部门分享调查结果后……

邰敏琳: ……只有两家海鲜干货店被罚,罚款总额也不过11万港元(约合1.4万美元)。

龙美诗: 10万港元,也就大概1.3万美元(按节目录制当天的汇率计算,大约是1.4万美元)。跟一块花胶的价格差不多。

邰敏琳: 对呀!罚的太少了。我们又进行了一轮调查,因为我们想知道是否还能在海鲜干货市场找到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事实是,还真能买到。

龙美诗: 不过,现在要想让商家把花胶拿出来,你必须先付钱。由于出售非法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鱼胶罚款很少,所以邰敏琳认为香港的非法珍稀海鲜干货交易不会就此终结。

邰敏琳: 可以预见,即便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灭绝了,他们还是能轻易找到另外一种海洋生物来制作鱼胶,然后重新包装一下就行,就像用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代替黄唇鱼一样。

暂停,致谢赞助商

龙美诗:在上一集中,我们了解到,将海洋物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伊冯、加里和佘国豪等人为提高人们对海洋物种命运的认识进行了艰难斗争,正是经过这场斗争,才让可能存在利益冲突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委员会将海洋濒危物种纳入保护范畴,通过培训提高海关官员辨识濒危海洋物种活体或干货的能力。他们甚至隐名埋姓冒着生命危险揭露违法活动。然而即便是在这一系列的努力之后,盗猎者和走私者也只是支付了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然后大摇大摆地继续做着他们的生意。

古素芬:香港现有法律规定的惩罚对上述犯罪是否合适?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并不合适。拿犀牛为例。在津巴布韦,如果被抓到非法贩运犀牛,将面临9年监禁。而到了香港,最高刑期只有9个月。

龙美诗:为什么惩罚力度这么轻?到底应该由谁负责起诉这些走私者?

古素芬:负责起诉的执法机构有两个,香港海关或者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AFCD)。就我们了解的情况,主要还是由渔护署负责。

龙美诗:香港与全球其他地区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负责起诉海洋野生动植物贸易的部门同时也负责监管农业和渔业部门,因为鱼类通常被认为是食物,而不是野生动物。

古素芬:我们认为这件事特别不好,因为如果你要对一个装满鱼翅的集装箱提起诉讼,就需要通过大量调查了解背后的货主。调查的任务很繁重,但渔护署(AFCD)的官员并不是专业调查员,他们实际上连训练有素的公诉人员都不是。渔护署只是一个环境部门。海关拥有进行大量调查的一切权力。但是我们感觉,海关并没有把野生动植物问题当作首要任务,而且我们认为某些查获的货品甚至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调查。

龙美诗:伊冯也同意这种说法。

伊冯: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在于,人们不认为野生动植物(包括海鲜)贸易是严重犯罪。因此,我们没有能力针对这种大规模贸易活动展开调查和执法。目前来看,局面已经有些失控了。

古素芬:政府的观点是,野生生物犯罪既非有组织的,而且也不严重。而且海关部门告诉我们,没有证据显示这是一项严重的有组织犯罪。

龙美诗:所以,古素芬和她的同事准备证明野生生物走私就是一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古素芬:过去5年,我们对海关查没的379批货品进行了检查,而且我们还对2018年以来已经查获的98批货品进行了查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证明野生动物走私就是一种严重的犯罪,其流入的方式表明这种犯罪是有组织的行为。这必须通过一个复杂的物流网络,货品从非洲某地发出,在进入香港之前或许还要途经第二个国家,然后再从香港转运到马来西亚、越南或者中国大陆。这必须通过一个有组织的网络才能实现。

龙美诗:他们还发现,这些走私野生生物的团伙正是那些走私毒品和武器的团伙。掌握了这些情况后,古素芬和伊冯目前正在发起运动,呼吁将野生动植物犯罪定性为有组织的重罪,而不是把对付走私集团的任务丢给农业与渔业部门。

古素芬:我们认为,将责任交给警方,更有可能提高全球野生生物犯罪打击活动的协调性。而且我认为,打击犯罪的活动不仅仅是在香港。我觉得,人们普遍认为有必要提高各国警察部门的协调性,共同打击这些野生动物犯罪网络,因为这些犯罪活动通常都是跨境的。

龙美诗:目前,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内部已经开始呼吁,要像打击其他走私活动一样打击野生生物犯罪。在去年年底举行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与会国一致同意要加强国际合作。

《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是否足够?如果我们将非法海上贸易视为严重的有组织犯罪,那么《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是否是警察部门打击走私网络的最佳手段?古素芬向我解释了这个濒危物种贸易监管条约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

古素芬:如果你要保护本国的一些物种,但是相关产品却通过非法渠道出口了,或者有人在非法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但是一旦到了香港它就变成合法的了,因为它不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保护清单之列。比如,印度应该已经禁止了大部分鱼翅的出口。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香港看到合法进口的印度鱼翅。那么除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罗列的12种鲨鱼外,其他品种的鱼翅从理论上来说也不应该从印度出口。但实际并非如此,就因为它们都不在《公约》清单之列,所以香港也没有真正阻止这种行为,毕竟这在香港并不属于违法行为。

龙美诗:我发现美国从1900年就立法禁止了这种野生生物犯罪行为,这让我很惊讶。

古素芬:是的,美国有《雷斯法案》。这项法案将货品在原产地的合法性也纳入考察范围之内。

龙美诗:香港不太可能会引入《雷斯法案》这样的干预性监管措施,因为这可能会破坏香港的自由港形象。但是,如今中国正日渐成为前瞻性环境政策的全球领导者,类似法规或许可以成为其朝着加强野生动物保护迈出的切实一步。但是,即便是《雷斯法案》,也只是对发生在国家之间的实际贸易行为进行监管。如果贸易行为发生在公海或者领海之外的区域呢?亚洲海洋的加里·斯托克斯认为,《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作为一种保育工具仍然存在巨大的不足。

加里·斯托克斯:目前在加拉帕格斯群岛附近海域有一个由245艘渔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他们在公海进行大肆捕捞,就好像要将大海清空一样。但是因为是在公海,所以这一切都是合法的。问题就出在这儿。每个人对此都十分担忧,但是因为是在公海,所以人们也没法采取措施。但是他们之后会把“收获”带回了港口。他们不过是在捕鱼,就这么简单。但是他们是在进行工业化捕鱼,规模大得让人匪夷所思。因为这些渔获被认定是“从海上引进的”,所以没有跨越任何国境。比如从公海里捕捞的鱼引进到了中国的港口。《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规范的是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的贸易。也就是说,如果你从一个司法辖区向另外一个司法辖区运送货物,就必须得到一张跨境运输许可。但如果你是直接将货物从公海“引进”到港口,就不存在“跨境”一说了。

龙美诗:贸易公约真的只擅长保护被交易的海洋野生动物。我们需要做得更好,而且也有希望做得更好。全球环保主义者都充分认识到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局限,并试图突破它的限制。

古素芬:前《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秘书长约翰逊·斯坎伦近日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制定一个关于野生动植物犯罪的公约,而不是现在的这个《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也许这样就可以弥补贸易公约的一些不足,因为贸易公约本来就不是单纯为了保护野生动植物而设立的。建立一个新的机制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是也许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了。

龙美诗: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报告的结论,我们应该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地球海洋环境正陷入一个糟糕的局面。评估组主席罗伯特·沃森爵士告诉《国家地理》:“我个人最关心的是海洋环境,我们正在严重破坏海洋环境。”

加里:我认为,社会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还不够快。我对未来10到15年感到非常担心。我觉得我们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全球转变,一种关于自然资源利用模式的意识转变。如果未来5年这种转变没有发生,我们就会遇到严重的问题。

古素芬:如今,全球野生动植物都面临巨大压力,贸易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所以,香港可以发挥作用,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作用。香港虽然只有700万人口,但是我们发挥的作用却是巨大的。香港特区政府可以为其他地区做出榜样。香港警察的社会声望很高,海关也是如此。如果他们能够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龙美诗:香港的自由港地位是出现这种不可持续贸易的重要驱动因素,而这种贸易导致不少海洋动物种群数量下滑。但是就像在座的各位嘉宾所说,各国之间的良好合作能够帮助我们走出这个困境,因为海鲜走私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就像加里说的,我们正在扼杀鲨鱼种群。蓬勃发展的海鲜贸易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香港乃至整个中国可以走在推动海鲜贸易改革进步的前列。

佘国豪:我们中国人被看做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是放眼香港你会发现,虽然我们是造成问题的原因,但我们同样[也]能解决问题。

龙美诗:作为消费者,我们在购买喜欢吃的海鲜之前,应该三思一下它们的来源。无论是点餐还是购物,都有工具帮助我们做出合理的选择。比如,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可持续海鲜购物指南。我现在就在用,只要是有这个意识,我就能对自己周围的人产生影响,比如我住的那条街上的餐馆、社区零售商和渔民。让他们知道不可持续的传统是传承不了多久的。

《30亿》系列播客由本人龙美诗和中外对话联合制作。本季节目由罗况闻创作并编写脚本,克里斯·伍德负责混音。感谢我们的赞助商太古集团慈善信托基金,感谢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的张春和马天杰、伦敦办公室的莉齐·赫斯林,感谢我们的翻译乔茜·陈,旁白克里斯特尔·吴。采访在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完成,引言和结语部分音乐所使用的乐器均由亚历山大·莫贝森利用回收废弃物改造制作而成。更多关于他的音乐的信息,请见kalelover.net

翻译:Este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