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象山开渔节的庆典活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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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象山,触摸东海捕捞业的艰涩脉搏

是什么令曾经丰饶的东海“无鱼可捕”?近年的一系列挽救措施是否有效?带着这些问题,石毅走进了浙江象山船老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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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象山石浦港,码头外的水产品市场人头攒动,成箱的海鲜堆满了硕大的交易大厅,空气里都是腥甜的味道。自休渔期结束,石浦的海鲜交易再次活了过来。船老大——当地人口中的船长们到了岸上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海货奔这里。工人们来不及闲聊,刚卸下来的货还没放稳当,就要上秤,抬上货车,等着运往全国各地。

他们已经等待了4个半月之久。按照农业部的新规定,这是东海历时最长的一次休渔,2017年5月1日起到9月中。此前,休渔期从6月1日开始。

工人们在渔船上做准备,检查渔网。
老船长们作为代表,在开渔节上祭祀妈祖,祈求丰收。
象山开渔节祭祀典礼。

捕空一片海,只需要15年

为给鱼类留下繁衍的时间,中国沿海自1995年开始实行伏季休渔。那时候,近海已经几无大鱼可捕,经历过的渔民都记忆犹新。船老大沈祥根回忆,那年他带着19岁的儿子沈海兵出海,但一网下去,带鱼只有小指头那么大,鲳鱼不过硬币大小,都只能做饲料。“东海没有鱼,我们只好去南海。”他说。

然而在1960年代,他刚出海的时候,一网的鱼获能有上万斤(一市斤等于0.5公斤),是90年代的数十倍之多,不仅如此,鱼的个头也相当大。

沈家过去居住在与石浦港相望的小岛上,沈祥根印象中,1980年代以前,与码头比邻的山丘上都是一块块农田,渔村里捕鱼为生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都是农民,种水稻多。 ”

转折是伴随着中国政府放开对经济的计划管制而来。原先渔船归村集体的公社所有,个人不允许投资渔船,捕捞的时间和计划,也由公社统一安排。沈祥根回忆说,是公社把他招进了捕捞队,那时候用的都是木船,一个公社也就几艘,跟今天的海洋捕捞规模不可比。

沈海兵和父亲沈祥根站在他们的船上。

到了1980 年代初,僵硬的制度被打破。渔民们纷纷个人投资渔船,组织捕捞队,海上一下子就热闹起来。“改革开放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最擅长的还是打渔。后来十几个人一拼队,搞了一条船,还是捕鱼。” 沈祥根说。

改革很快改变了象山的模样。私人渔船挤满了港口,码头一再扩建,农田转而成为更宽的马路、街道和楼房。与此同时,本地的人力开始显得不足,内地来的打工者——那些从小没见过海的人都涌到这里,反倒成了捕鱼的主力。

成百上千的渔船停靠在象山石浦码头等待开渔。

象山的渔业志记载说,这里的捕捞业发展至少可以追溯到13世纪,成为知名的渔港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渔业呈现爆发性的增长,仅仅是在过去几十年间。1960年,整个象山县仅有渔船1500余艘,全年捕捞量不到2万吨。1995年开始实施伏季休渔,但直到1998年,这里的渔船数量才真正见顶。那时,全县捕捞渔船近5000艘,当年捕捞量超过40万吨。

但与此同时,不仅仅是东海,在中国沿海各地,渔民们都开始抱怨鱼获减少,许多传统的鱼类变得稀少。“以前什么都有,大黄鱼大概在90年代后就很少见了,带鱼在2000年后也以前少多了。”沈祥根说。而这两种鱼,都是东海最主要的产出。

象山是整个中国近海渔业的缩影。根据中国政府每年公布的《中国渔业年鉴》,中国自1995年开始每年的海洋鱼类捕获量都超过1000万吨,多年位居世界首位。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近海海洋捕捞总产量达1328万吨,远超过渔业专家建议的800-900万吨的最大可捕量。

在船老大们的眼里,随着体制放开而来的渔船、渔民数量激增,不断改良的渔船装备和渔具也进一步加剧了今天中国近海所面临的渔业危机。

沈祥根说,在他们出海的时候,象山的渔民还没有今天这样先进的装备。他们的船上只有罗盘和收音机,一个用来导航,一个用来接收天气预报,这样的船只能走出去大约8海里,走不出象山。他清楚的记得,他18岁那年出海遇到渔船螺旋桨故障,船上没有报警系统,只好在海上飘了大半天,等到被渔政船发现才获救。

到了他儿子这一辈,船上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而且为了捕获更多的鱼,船上还装备了利用声波探测鱼群的探鱼器。

当然,这样的后果是,无处可逃的鱼群,最终越来越少。

光禁渔不够,但不禁就什么都没有

现在,沈祥根已经退休,儿子沈海兵成了这艘渔船的船长。开渔头两个月,台风来得频繁,沈海兵和相熟的船长们在海上互通有无,看谁坚持到最后一刻。他们心里清楚,渔民一年的收入,就主要看这几个月,再往后价值高的大鱼越来越少,捕获的都是幼杂鱼

工人在水产交易市场搬运渔获。

象山县渔业捕捞协会的会长黄根宝说,现在禁渔期长了,头两个月肯定是好的。他们出去调查,有的渔船出去一个月就能有近百万的毛收入,但好景一般只能维持到年底,再往后,有的渔船就会自行回港休渔,以免入不敷出。

“光禁渔不够,但不禁就什么都没有,一定要减少渔船数量。” 他说。

沈海兵还是觉得渔民的日子大不如前。他盘算了一下,如果没有政府提供的燃油补贴,捕鱼早就无利可图。

开渔当天打捞上来的鲳鱼。图片来源:石毅
渔船上的捕捞日志。按照浙江省2016年的新规定,大中型渔船必须记录每日捕捞量。

中国政府从2006年开始对海洋捕捞进行燃油补贴,依据的是渔船的功率大小和燃油使用量,并且在此后的10年里不断提高补贴额度。到了沈海兵这里,最多的时候2014年,他的渔船全年拿到了30余万的补贴。不过,除去渔船维护、船员开支和柴油消耗,他当年的纯收入正好是30万。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补贴,他一年的活就白干了。

大批渔船出海捕捞。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院长唐议说,政府至少在2003年时就公开指出过量捕捞是导致近海渔业资源衰竭的重要原因,在2006年,中国提出要减少捕捞量、缓解当下渔业资源衰退的行动目标。但到了2006年,随着当年对国家对农业等各个民生生产领域开始实行燃油补贴,捕捞业也囊括进来,补贴政策一铺开,原本的目标就遇到很大挫折。

一直到2015年,背道而驰的政策才被扭转过来。这一年,财政部公开承认,“渔业油价补贴……扭曲了价格信号,与渔民减船转产政策发生’顶托’。”中国政府宣布开始逐年减少燃油补贴,其目标是争取到2019年将补贴降低到高峰2014年的40%,并推动更多的渔民逐步退出捕捞业。

一名船员在渔船上备上出海的食物。天天守着海,猪肉是许多船员的最爱。
船员们在甲板上晚餐。

在过去一年,政府已经通过提供一次性财政补贴令不少船老大淘汰老旧的渔船,让一些渔民退出这个行当。据浙江在线报道,一艘普通渔船的减产补助金少则近10 万元、多的有400余万元;从2016年11月开始,象山已有超过500艘渔船推出渔业并已被拆解。

除了补贴逐渐撤出,省政府对渔具也管得越来越严。为了保护幼鱼,浙江省规定渔民使用的渔网网眼大小不得小于54毫米。另外,对于市面上常见的带鱼、大黄鱼等6种鱼类,今年又进一步限定小于一定重量不得出售。

不过,查获违规捕鱼的消息总是不时见诸媒体,难以杜绝。当地渔政的工作人员抱怨说,他们只有两艘渔政船,出了海就很难管了。

渔民们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沈海兵就说,去年按照规定用合乎标准的渔网,结果网上来的带鱼都溜了。“渔民亏死了,”他感叹。

石浦的水产交易市场,开渔后这里又忙碌起来。带鱼是这个季节最主要的渔获。图片来源:石毅

下海还是上岸?这是一个问题

尽管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削减这里的捕捞产能,但目前象山县仍然拥有2600艘渔船,船只数量上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总功率还更大。群山三面环抱的石浦港,月牙形的海湾里,数不清的渔船一条挨着一条排开,五颜六色的船旗在海风中呼啦啦的响。

在岸上,宾馆、餐厅和摩登的住宅毗邻,还有不少的高楼正在建设中。当地政府正着力将象山打造为旅游地,他们把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开渔节办成了当地最为知名的庆典。沈家父子说,原来也有些渔民在船上拿点酒肉祭祀妈祖,祈求丰收和平安,但不成气候。现在政府把渔民组织起来祭祀,搞花船巡游,好不热闹。每到这个时候,象山的宾馆就变得一房难求。

沈海兵父亲妻子和儿子一早目送着他的渔船出港。

转行的想法也在沈海兵脑海里盘旋了多年,不过他觉得对于40岁的他来说并不容易。有个前车之鉴摆在他眼前,他的一位同学曾经上岸经营冷库,不过几年以后做不下去,又重新购置了渔船回到海上。现在,那些真正上岸的大多是临近退休年龄的老渔民。

“渔民上岸不好搞。”他站在甲板上说。等到台风一过,他又得赶在退潮前出海了。只是,要捕到大鱼,他必须比他的父亲走得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