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一个普通的傍晚，七艘渔船排队从吕四渔港出发，驶向临近的吕泗渔场进行捕捞作业。与此同时，从不同省市赶来的冷链运输车正挤在渔场附近的路上，等待着下一批渔获上岸。
吕泗渔场是中国著名渔场，也是重要经济鱼类大黄鱼的产卵地。过去几十年的过度捕捞让大黄鱼资源几近枯竭，渔场生态严重退化。不过近几年，吕泗渔场的光景似乎触底反弹。
本地渔民庞裕昌说，2017年年末，他的一位老乡一网就打上来约莫价值四五十万元的渔获。“到了周末，很多上海人来这里买海鲜，住酒店都得提早订，”他笑称。
山东荣成市爱伦湾海洋休闲旅游公司主任卞大鹏谈海洋牧场的发展潜力。视频拍摄及制作：康宁
渔业的再度红火似乎证明江苏省渔业部门对近海渔业资源的养护取得了一定成效。除了休渔时间从2个月延长到三个半月，渔业管理者已连续9年在休渔期内向吕泗渔场放流了共计约3000万尾大黄鱼鱼苗。
另一项引人注目的新措施则是从2015年开始的，以人工鱼礁投放为标志的“海洋牧场”建设。不仅仅是在吕泗渔场，这种人为营造海底生物栖息地的海洋资源养护措施，正在中国的海岸边迅速发展。
海洋牧场来了
海洋牧场是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一种渔业形式。最初的海洋牧场主要通过向海底投放废船、人造水泥鱼礁等，改变海底水流状态、便于藻类繁殖，以此吸引海底生物聚集和停留。现在，鱼苗放流和海草、海藻养殖也是“投礁型”牧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深海建设大型装备养殖高经济鱼类的“装备型”牧场，在中国还比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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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海渔业的管控方面，近年来中国沿袭限制产能的思路，以渔船数量的控制、休渔期的增长和燃油补贴的减量为主。
但近一两年，更为激进的近海渔业资源养护方案显得紧迫起来。传统式的增殖放流只是增加了鱼苗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活动侵扰带来的海底生态环境的退化，不能从根本上逆转海洋生物资源衰退的困境。要让海里源源不断“长出”更多的鱼，就必须为鱼群的生息繁衍营造合适的空间。
有利可图
根据农业部数据，中国目前已建成的200多个海洋牧场，显示出良好的盈利能力。相比建设这些海洋牧场花费的56亿元，每年它们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则高达319亿元。另外，它们还成为旅游和海钓的好去处，每年接纳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因此，2017年10月，农业部发布了一份远期规划，计划至2025年将中国沿海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从42个增加到178个，将海洋牧场覆盖海域的面积从850平方公里增加至2700平方公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投放约5000万空立方米的人工渔礁。
据农业部的“保守估计”，这些海洋牧场全部建成后，每年带来的经济效益将超过150亿元。
当然，人工渔礁预计能增加的渔获量未必百分百准确。“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建设海洋牧场）的效果会是明显的，”大连海洋大学研究渔港问题的桂劲松教授表示。
过热的风险
不过，一些专家告诉中外对话，海洋牧场的建设并非易事，快速大规模推广所蕴含的风险也需要纳入考量。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杨红生博士指出，除了管理、规划和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之外，对于从北到南海洋环境差异极大的中国，海洋牧场建设面临的最大难点正是选址。事实上，目前中国已经建成的海洋牧场集中于黄海及其周边，位于南海的海洋牧场示范区仅有9个，并且没有一个位于热带。
根据美国安全与环境执法局（Bureau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BSEE）对于人工礁石的指导意见，人工礁石需要避开多种自然生境，并且其建设方式也需要避免对自然生境的完整性构成威胁。这些受保护的自然生境包括珊瑚礁、海草床、长有贝类的礁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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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生指出，海洋牧场计划因而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科学的选址需要对海底环境进行全面的评估，因而具有相当的难度；另一方面，海洋牧场又不能太小或太破碎，一般而言一万公顷以下的海洋牧场无论在生态上还是经济上都不会表现太好。
让情况更加复杂的是，中国至今没有对海洋牧场的建设做出具体的规定，或是出台统一的国家标准。杨红生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在我国海洋牧场的建设实践中，海洋牧场的含义过于宽泛。”他指出，“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甚至网箱养殖等经常被简单等同于海洋牧场建设，近海养殖和海洋牧场建设概念混淆，导致我国海洋牧场遍地开花。”
但是，由于国家计划在海洋牧场建设上投入总计191亿元人民币的高额资金，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很可能会为了争取投资而蜂拥进入海洋牧场领域，甚至可能会出现为了申请上国家示范项目而罔顾海洋生态专家意见的状况。
生态影响
此外，尽管农业部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海洋牧场具有包括固碳、净化海水在内的良好的生态影响，但这些现存的海洋牧场规模不大，时间不长，更大规模地人为干预海底环境会对生态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干扰，仍然是个问题。
如何预防、限制这种干扰因而显得格外重要。而目前，一个海洋牧场项目如果有7、8成的把握，就可以投入建设，海南大学专门研究南海海域海洋牧场的许强教授坦承。
此外，中国当前大部分海洋牧场的设计还是以增加高经济价值的海产品产量为主要目的，很少有海洋牧场会把红树林、海草床、牡蛎礁和珊瑚礁等多种海洋生态系统综合考虑进去，而野生渔业种质资源的基因多样性也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
海洋牧场建设中若一味追求单一物种的繁殖，即使能否实现增产，也会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带来负面影响，杨红生指出。
此外，从生态角度来说，一旦人工增殖放流的种群与野生种群发生交配，那么野生种群的基因结构和多样性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他补充道。
事实上，有些地方可以依靠修复，增殖，养护就完成生境恢复和生产，而不需要为了争取政府资金支持而投入渔礁。人工渔礁的热度反而可能导致对这些措施的投资不足。
“生态优先”必须在未来的海洋牧场建设中得到体现，杨红生强调。
“要实现生态优先，海洋牧场的建设主体就必须尊重海洋和大自然。关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技术和知识的迅速转移也至关重要，”许强表示。“仅有资金的投入并不能保证海洋牧场建设的成功。”
渔船陆续出港后，笼罩在夕阳余晖里的吕四渔港回归了平静。就在港口船闸不远处，一艘载满人工鱼礁的货船停靠在岸边。当地海洋渔业部门计划，至2018年底，向嵌于吕泗渔场内的那片海洋牧场新投放一批人工鱼礁，将现在海洋牧场区再扩大一倍。
“海洋牧场听起来蛮好。”庞裕昌边说着，眼睛望向远方，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对我们来讲，只要有鱼可捕，吕四渔港就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