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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远洋鱿钓船队规模,中国升级鱿鱼资源养护措施

在公海自主禁渔实施两年后,中国开始限制公海鱿钓渔船船队规模。不过,公海鱿鱼资源长期有效养护还需各国携手合作。
<p>航行在北印度洋的一艘鱿鱼捕捞船。图片来源 © Abbie Trayler-Smith / Greenpeace</p>

航行在北印度洋的一艘鱿鱼捕捞船。图片来源 © Abbie Trayler-Smith / Greenpeace

从今年4月1日起的未来一年内,中国开始对包括东南太平洋和西南大西洋在内的5个鱿鱼渔场试行渔船总量限制管理。

这是继2020年7月在东南太平洋和西南大西洋公海部分海域启动年度自主休渔后,中国再次升级公海鱿鱼资源养护措施。根据农业农村部1月公布的最新政策,原则上不再扩大公海作业鱿钓渔船规模,同时控制各渔场年度累计作业渔船数量。2月发布的《关于促进“十四五”远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则再次重申要控制远洋鱿鱼渔业规模。此外,在逐步完善大洋性鱿鱼产卵场保护和自主休渔制度基础上,中国也计划全面推广电子渔捞日志和科学观察员制度,探索实行配额捕捞,推进鱿鱼合法捕捞证明制度。

中国对 5 个鱿鱼渔场试行船数限制管理(时间: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3月31日)

累计作业鱿钓渔船上限
北太平洋渔场350
东中太平洋渔场420
东南太平洋渔场400
西南大西洋渔场300
印度洋渔场250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

对公海鱿鱼渔船实施总量控制,是中国将国内行之有效的渔业保护政策逐步应用到公海的又一积极信号。通过控制捕捞渔船量来控制捕捞努力,是中国在“十三五”期间的成功经验。经过对渔船数量、功率的“双控”,结合捕捞总量控制,中国国内海洋捕捞产量在“十三五”期间下降了300多万吨,最终将捕捞总量控制在1000万吨以下。

作为贡献了公海一半以上鱿鱼捕捞量的国家,中国的船只总量控制具有积极意义。青岛海洋生态研究会理事长王松林认为,中国已经逐步走出粗放发展的模式,对远洋鱿钓船总量控制有两个出发点,一是出于对全球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切;另外,合理的船队数量也能够保证本国鱿鱼产业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可以想象,如果太多的渔船去竞争有限的鱿鱼资源,会导致这个行业日趋内卷,对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利的。”

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陈新军等人2020年发表的文章介绍说,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中国现已成为世界远洋鱿钓渔业的主要生产 国、市场国和消费国,自2009 年以来远洋鱿钓产量一直位居世界首位,中国远洋鱿钓渔业已进入到转型升级、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阶段。

科学建议

目前全球十多种主要的商业捕捞鱿鱼都只有一年左右寿命,其资源量很容易受水温、气候等环境变量影响,这也加大了其可持续捕捞管理的难度。以南太平洋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SPRFMO)管理下的茎柔鱼为例,中国大陆在该区域有超过七百艘授权船只,其中捕捞船只共669艘(通常并不同时作业),是最大的捕捞国。为了更好管理该区域鱿鱼资源,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开发了资源评估模型,但准确评估并不容易,科学委员会也鼓励各国联合搜集捕捞数据以完善评估模型。

Aerial image of a Chinese flagged squid boat in the Northern Indian Ocean.
一艘在北印度洋海域作业的鱿钓船上的渔获。图片来源 © Fernanda Ligabue / Greenpeace

实际上,SPRFMO的科学委员会也在去年9月的科学报告中提出,除SPRFMO沿海国仍可以在遵守养护措施下扩大捕捞,推荐根据2020年底授权给成员国的鱿钓船只数量和总吨位限制该区域鱿鱼的捕捞努力,作为资源养护的措施之一。基于此,中国也在今年1月的SPRFMO年会上提交了旨在限制捕捞努力的修正养护措施的提案,并建议在管理区域内无授权捕捞船只、或尚未开展捕捞的国家若要加入,其捕捞船只数量和总吨位需要根据资源状态及历史捕捞量等决定。提案据各国关切和意见多次修改后得到了许多国家支持,但是最终未能达成一致而未获采纳。

自主行动

根据上述科学报告,该区域鱿鱼捕捞规模仍有可能扩大。2020年在SPRFMO管理区域及临近专属经济区的鱿鱼捕捞国主要包括沿海国智利和厄瓜多尔,以及中国和韩国等。厄瓜多尔作为沿海国,目前主要在其专属经济区内捕捞,不过其对2020年的捕捞总结提及已经有373艘渔船表示有兴趣加入公海捕捞。美国现在虽无船只在此区域作业,却也保留了进入该区域捕捞的可能性。

中国作为SPRFMO管理区域内鱿鱼的最主要捕捞者之一,自2020年开始在该海域和西南大西洋公海执行鱿鱼自主禁渔,西南大西洋的公海鱿鱼捕捞目前没有区域渔业组织进行管理。中国远洋渔业国际履约研究中心的专家曾对媒体介绍,西南大西洋面临幼鱼被大量捕捞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渔场空间迁移的威胁,公海的渔业资源可能进一步减少。经过三个月的休渔期,鱿鱼可以在这片海域产卵,新生个体可从0.1-1厘米长至5-10厘米,重量也会增加几十倍,休渔有助于保护幼鱼不被捕捞。

目前尚没有公开报告显示禁渔的实际效果,但是包括中国开始执行的鱿钓船只总量限制、探索实行配额捕捞等,都是自主禁渔方案提及的后续措施。根据中国在各鱿钓渔场的船数限制计划,中国今年在SPRFMO管理区域作业鱿钓船只累计不得超过400艘,在西南大西洋不得超过300艘。

王松林表示,中国鱿钓行业按照官方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进行科学的捕捞管理,是对公海鱿鱼资源可持续管理的重要贡献。但除此之外还需加强关注少量拖网和围网捕捞。这两类捕捞方式选择性很低,不但会将目标鱿鱼种群的幼体、成体一并捕捞,并且对很多非目标鱼种的兼捕问题也比较突出,深水底层拖网还会破坏一些关键的海底栖息地。“不仅是中国,各个公海渔业国家都应该严格限制这样的捕捞方法。”他说。

“非法捕捞发生的重灾区,一般都是缺乏监管的地方。”王松林介绍说,因为人工观察员受到人数不足和新冠疫情防控等状况的制约,接下来希望能实现电子监控和人工监控相结合的方式。“随着技术的不断革新,电子监控的成本越来越低,现在有一些海域的电子监控,其实它的成本已经低于船载的观察员了。”

他说,要实现公海鱿鱼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国际多元合作。中国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鱿鱼捕捞、加工、消费、贸易大国,正在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义务,未来还可以牵头促成更有建设性的多边协作,共同采取必要的措施去保护好公海渔业资源。

作为中国远洋渔业协会鱿钓技术组组长,陈新军也在文章中建议,在长期资源调查监测上加强多国合作之外,逐步推动成立负责任鱿鱼渔业国际组织,磋商公海鱿鱼资源养护利用、渔船管理、打击非法捕捞等行业问题,共同探讨促进全球公海鱿鱼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和建议。